《春秋》“大一统”与国家秩序建构——以西汉国家治理为中心The “Grand Un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tate Order i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Centering on the State Governance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孙磊;
摘要(Abstract)：
西汉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学说是对周秦之变后的汉代国家秩序建构的思考。与政治意义上的统一与维护中央权威不同，经学视域中的“大一统”包含贵元、正始、尊王的内涵，更接近于规范意义上的国家合法性的法理建构。一方面，“大一统”学说塑造了西汉国家秩序的神圣根基，董仲舒提出孔子作春秋，王者受命于天和阴阳灾异说，接续传承古典“天道宪法”,以道统制约治统；另一方面，以“通三统”寻求“大一统”,董仲舒以尊天道的王道为本，通过对历史上的制度进行损益，将王道的精神渗入政治与社会，从而为汉立法。《春秋》“大一统”学说在传统国家治理中的得失，表明其寓“贬天子”于“尊王”之中的精义在后世逐渐被遮蔽，这种传统中国政治史上对于经义的扭曲尤其值得现代学人深刻反省。
关键词(KeyWords)： 大一统;春秋;董仲舒;国家建构
基金项目(Foundation):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中青理论骨干专项项目“儒家春秋公羊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研究”(项目编号:2021FZX001)
作者(Authors): 孙磊;
DOI: 10.13658/j.cnki.sar.2022.06.008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① 王震中：《论源远流长的“大一统”思想观念》,《光明日报》2019年6月10日；卜宪群：《谈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与国家治理》,《中国史研究》2018 年第 2 期。
- ② 林尚立：《大一统与共和：中国现代政治的缘起》,《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十六辑；杨光斌：《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 (1)林毅:《“变中求统”:大一统政治思想研究中的语境与逻辑问题》,《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2期。
- (2)参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1-67页。
- (3)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第24-27页。
- (4)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184页。周桂钿:《秦汉思想史》(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78-181页。
- (5)参见姚中秋:《华夏治理秩序史·封建》下册,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623-636页;李若晖:《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2页。
- (6)林聪舜:《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5页。
- (7)苏力对政治意义上的“大一统”有精彩的阐发。参见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 (8)③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0页。
- (9)本文《春秋繁露》引文和释义均引自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以下同。
- (10)参见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75-201页。
- (11)“素”本义是空,钱穆称“素王”为“无冕的王者”,以孔子为“素王”,承接王官学,开创百家言,目的是将对现实王朝的褒贬蕴藏于“理想宪法”中。参见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72-274页。
- (12)陈明对此有精彩的论述,“董仲舒清楚,天子的时代是回不去了,能做的是把天子概念所蕴含的宗教信仰,对天的虔敬经由圣人的角色承接下来,注入实际的政治运作”。参见陈明:《帝国的政治哲学:春秋繁露的思想结构与历史意义》,《政治思想史》2019年第2期。
- (13)费孝通:《皇权与绅权》,《费孝通文集》第五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
- (14)钱穆:《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38页。
- (15)关于汉代以及后世灾异与政治之间详细的历史探讨,可参见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 (16)参见曾亦、郭晓东:《春秋公羊学史》(上),第257页。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271-272页。钱穆对公羊家理论的矛盾之处亦有批判,认为五德终始和三统循环皆“荒诞无情实”,另就孔子为新王之统还是汉为新王之统的理论矛盾,公羊家只能解释为“《春秋》为汉制法”。参见钱穆:《秦汉史》,第133页。
- (17)董仲舒的三代改制文质说非常复杂,详细讨论可参见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0-198页。
- (18)康有为称“董子言郊事至详明。其义皆以事天,未尝以事地”。参见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2页。
- (19)有学者在解释董仲舒的郊祀论时,认为董仲舒凸显德行与教化的力量,以教化来息灭灾害,其实是将“依法治国”改为“以德治国”。参见深川真树:《试探〈春秋繁露〉的郊祀论》,《中州学刊》2019年第6期。这种观点持论偏颇,因为作为国家祭祀制度的郊祀礼本身就是宪制大法,德性教化是通过国家大法彰显出来的,而不存在用德治替代法治的问题。此观点在当今社会对德治与法治的理解中仍然非常普遍,汉代经学的研究应当对此予以纠正。
- (20)《汉书·匈奴传》:“仲舒亲见四世之事,犹复欲守旧文,颇增其约……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展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夫赋敛行赂不足以当三军之费,城郭之固无以异于贞士之约,而使边城守境之民父兄缓带,稚子咽哺,胡马不窥于长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国,不亦便于天下乎!”
- (21)钱穆:《政学私言》,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
- (22)参见马勇:《帝国设计师》,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
- (23)参见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377页。
- (24)参见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286-294页。
- (25)参见张文江:《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94页。
- (26)详见李若晖:《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第215-218页。关于“天子僭天”的文辞是否出现在《公羊传》中,学界存有疑义,但何休的《公羊传》思想与董仲舒有差异则为学界公认。其重要差异即在于董仲舒以天道限制君主权力,何休《公羊传》对此并无发挥。参见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374页;曾亦、郭晓东:《春秋公羊学史》(上),第237-239页。
- (27)熊十力:《韩非子评论与友人论张江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