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焚书坑儒”到“劝以官禄”——秦汉儒法意识形态控制的差异研究From “Burning Books and Burying Confucian Scholars Alive” to “Offering Official Rank and Salary”:A Research on the Difference of Control of Ideology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余治平;
摘要(Abstract)：
秦汉王朝在政治、疆域、经济方面的大一统，必然要求思想、意识定于一尊。秦始皇、李斯君臣首先整肃“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的书生。烧则开启了中华民族史第一波反文明逆流，遏制乃至消灭人的天赋权利，阻碍思想精神之独立。而对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进行血腥镇压，则具有反人类性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构成法家天下治理的基本特点，促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体系的形成。汉武帝则“劝以官禄”,以仕宦之路引诱士子从而推动思想大一统，通过切身利益来吸纳天下才俊，是一种“软着落”实现方式，将学与仕、思想研究与功名富贵捆在一起，使儒学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精神传统，也为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创设了良好模式。董仲舒的作用与贡献并不在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对察举、儒学官学化运动的提议和倡导。
关键词(KeyWords)： 秦汉;儒家;法家;意识形态;董仲舒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董仲舒传世文献考辨与历代注疏研究”(项目编号:19ZDA027);“中国经典诠释学基本文献整理与基本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1&ZD055)
作者(Authors): 余治平;
DOI: 10.13658/j.cnki.sar.2022.06.011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① 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109页。
- (1)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870、871页;亦参见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第1554页。
-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秦汉思想简议》,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
- (3)“能一”是法家对君王、天子、皇帝的第一素质要求。正因为没有出现能够推行“大一统”的、划时代的伟大人物,所以才导致“诸侯并作”,吞兼为事,争相称霸。法家试图借助于绝对的力量,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法律权威的,去征服和控制异己存在,而不屑于经由一切人道主义的方法。
- (4)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61页。
- (5)然而,秦始皇的“坑儒”也不应该被蓄意放大。如果皇帝果真把儒家斩尽杀绝,那么,儒家就不可能立于秦之朝廷,更不可能受到皇帝的接见和垂询。朱维铮指出:“事实上,秦朝设置的博士官即皇帝的顾问官,涵泳各派学者,其中包括孔子以后的儒家,例如在秦二世即位后仍为博士的叔孙通。”见朱维铮:《帝制中国初期的儒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2页。据《史记·叔孙通列传》载,叔孙通是秦朝的“文学”“待诏博士”,秦二世召见儒生三十余人,因为话不投机,秦二世发怒,叔孙通出面圆场有功,即拜为“博士”。后来“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但以汉初贾谊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却怀恨在心,极力贬损秦始皇,再经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采入《史记》的加工塑造,其焚坑之暴君、独裁之皇帝的脸谱和形象似乎已经深入人心、千古不变。随着秦代更多文献的出土和历史深入的研究,人们对焚坑事件、对秦始皇、对秦政必然会有新的认知。
- (6)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和正义:《史记三家注·秦始皇本纪》(上),广陵书社2014年版,第125页下。
- (7)但秦始皇采取焚书政策,未必完全是李斯建言的作用结果。操控舆论,发动思想攻势,创造有利的意识形态氛围,嬴政早在即位之初就已经尝到了甜头。在罢黜了吕不韦势力之后,他听从魏策士尉缭的计谋,从韩国入手,分别向东方六国的抗秦大臣行贿,并打舆论战和心理战,最终一举瓦解了抗秦大军的南北联盟(合纵)。李斯的建言只是事件发生一个直接诱因,而不可能是根本性的决定动因。
- (8)阎步克:《帝国开端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秦汉》,见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 (9)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1102页。
- (10)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第55页。
- (11)苏俊良:《汉朝典章制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 (12)余治平:《董仲舒与武帝选官制度改革》,《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
- (1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96页。
- (14)班固:《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第1233页。
- (15)班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1103页。
- (16)④ 班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1103,1107、1108页。
- (17)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06页。
- (18)转引自景县志编纂委员会:《董仲舒文化研究》,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页。序号为引者所加。
- (19)王先谦:《汉书补注·董仲舒传》(下),光绪廿六年虚受堂刊本影印,第1158页上。
- (20)林聪舜:《汉代儒学别裁:帝国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台大出版中心(台北)2013年版,第156页。
- (21)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0页。
- (22)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乾隆三十八年聚珍版,第12页。
- (23)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乾隆三十八年聚珍版,第65页。
- (24)董仲舒:《春秋繁露·立元神第十九》,乾隆三十八年聚珍版,第37页。
- (25)董仲舒:《春秋繁露·度制第二十七》,乾隆三十八年聚珍版,第48页。
- (26)钟肇鹏主编:《春秋繁露校释·度制第二十七》(校补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16页。
- (27)张觉:《商君书校疏·赏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页。
- (28)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第427页。贾谊的《过秦论》最早附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文末,汉成帝年间,博士褚少孙增补《史记》,则将其改附《陈涉世家》之篇尾。
- (29)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饮冰室合集》(四),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61页。
- (30)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七),第38页。
- (31)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57页。
- (32)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1098页。
- (33)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页。
- (34)⑤ 朱维铮:《帝制中国初期的儒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6、47页。
- (35)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第494页。
- (36)班固:《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第二十二》,第1043页。
- (37)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列传》,第1554页。
- (38)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1101、1107页。
- (39)司马迁:《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第148页。
- (40)刘桂生:《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误解及其成因》,见《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6-527页。
- (41)班固:《汉书》卷二十七上《五行志》,第5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