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新思想研究

• 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

  郭冠清;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正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当时在发展经济方面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同志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政府与市场边界、如何发展经济、农村如何摆脱贫困、国企股份制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产业结构如何调整优化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思考,发表了多篇具有原创性贡献的学术论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形成期。对标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发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乡村振兴战略等关于经济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福建萌发、孕育和实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思想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形式在福建开展,以“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为核心内容的工作策略和方法在福建酝酿和实践,而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和“人民至上”的思想贯穿于始终。总的来说,福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发源地和实践地。

  2023年03期 No.295 1-17+24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9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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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财政理念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

  福建省财政厅课题组 ;邓力平;余军;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高度重视财政工作，并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实践，作出了一系列科学判断和重要论述，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这些成果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财政理念一以贯之、一脉相承。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七个坚持”框架下，梳理归纳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财政的重要论述和重大实践，深刻把握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准确理解和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及其财政理念的核心要义，以及推动财政理论创新带动财政实践创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亦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坚实的财政保障。

  2023年03期 No.295 18-2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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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内涵及其价值维度

  刘浩林;郑辉灿;

  孕育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中的革命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源泉。新时代重拾革命文化有其客观现实性，但对革命文化的内涵理解应该与时俱进。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文化的灵魂和精髓，党的自我革命是革命文化的应有之义，以人民为中心是革命文化的基本价值向度，艰苦奋斗精神是革命文化的核心标识。新时代语境下，革命文化在培植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实现，助力中国式现代化顺利达成，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能等多个维度彰显其时代价值。

  2023年03期 No.295 30-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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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学的公共性向度

• 公共性、对话与阐释

  张跣;

  公共性是一切阐释活动的内在要求，也是阐释学基本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从对话概念切入问题，着眼于阐释活动同生活世界的深刻联系，围绕着公共理性、公度性概念展开的种种讨论才可能得以厘清，围绕着阐释的公共性以及公共阐释本身进行的种种阐发才可能得以深化，公共阐释以及阐释自觉的理论价值才可能真正得以彰显。与其把公共性/公共理性理解为单数的、大写的、既有的，不如把它理解为复数的、小写的、生成的；与其把公共性/公共理性理解为某种抽象的共同性，不如把它理解为一种不断建构的话语场，在其中人们各陈其是，分分合合。对话是生活世界的本质和本源，是阐释公共性的必由路径。阐释就是对话，阐释的对话性形成公共性，并赋予其生生不息的可能性。公共性是阐释活动的本质属性，可能性是公共性的表征。由此，阐释的意义在于开启理解的可能性。

  2023年03期 No.295 94-105+24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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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翻译学视域下强制阐释的三个动因

  陈开举;

  阐释过程中，违反语法等语言规定性会导致对文本基本语义意义的错误理解和阐释，基本语义理解正确但将阐释者自己先有的主观立场、观点乃至结论借文本之名阐释出来，则会导致强制阐释。翻译是一项将地方知识通过语码转换为世界知识的人类社会高度自觉的智力、财力、人力综合投入的活动，是典型的阐释形式。具体的翻译工程要么受着社会宏观层面对异质文化中具有特殊价值的思想、信念、价值观的强烈需求所推动，要么受着以经济社会为代表的社会诸行业对异质文明体之知识技能的渴求所驱动，要么由译者或阐释者的个人文艺喜好所推动，克服重重语言、文化、时空障碍，耗时耗力耗材而成。这三种动因在推动翻译实践的同时，可能因为着力的偏重导致强制阐释性译文。借助强制阐释批判理论和公共阐释理论，可以提高译者相应的理论意识，坚持以文本为出发点和归宿，规避强制阐释，使其翻译朝着公共阐释的方向展开。

  2023年03期 No.295 106-11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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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与社会建设

• 在风险社会中重估社会批判的价值

  张康之;张丙宣;

  在工业社会中，批判与建构是这个社会得以发展的两大支柱，不仅在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中因为摧毁旧世界的需要而致力于批判，并通过批判开拓出工业社会的建构之路，而且在整个工业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也是通过批判而寻求建构方向的。批判既是认识也是反思的过程，是一切行动理性化的前提，工业社会中的几乎所有理论实际上都有着批判的色彩。然而，全球化、后工业化也许意味着一个批判的时代的终结，特别是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无论是批判者还是批判的对象都在虚幻化，以至于不仅无法进行批判，而且使得批判变得没有必要。对于风险社会中的合作行动而言，坚持走在工业社会批判的道路上极有可能使批判变成庸俗化的谴责、抱怨和攻击，这是非常有害的。合作行动所直面的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挑战的问题，是在危机事件面前的即时行动，批判与建构都归于行动。

  2023年03期 No.295 114-126+24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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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责视角下“会海”现象的新理论解释与治理策略

  林亚清;王楚津;魏志华;

  在实践中，会议有时出现异化而形成“会海”,其中有一些无实效性的会议被用以分散、转移或消解相关责任。运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对“制度—制度压力—组织反应—行为结果”的系统框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行政制度(如行政发包制和问责制等)在运行中会衍生多重制度压力，可能引发各级政府通过会议这一行政手段进行责任的分散、转移和消解，从而导致会议避责行为蔓延，最终引发“会海”现象。基于此，构建“不想避”“不能避”“不敢避”的会议避责治理体系，可为有效治理“会海”乱象、促进基层减负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2023年03期 No.295 127-13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4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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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智慧社区建设：发展脉络、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毛佩瑾;李春艳;

  智慧社区建设是我国推进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内容，亦是夯实基层治理根基的重要路径。我国智慧社区建设历经“探索—发展—转型”三个阶段，发展重心也相应产生了管理—服务—治理的转变。当前，智慧社区建设面临“制度”“技术”“效能”和“安全”四重发展困境，导致基层智慧治理失灵。基于此，未来智慧社区发展应从完善顶层设计、加强技术引进与融合、加强智慧社区建设协调性与完善信息安全管理机制等方面着重克服智慧社区建设的发展困境。

  2023年03期 No.295 138-15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4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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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人论丛：乡村治理体系创新

•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的演进：基于“社会中的国家”视角

  高原;

  基层政府“难为”、新乡贤“乱为”以及普通村民“无为”构成了乡村治理的新困境，乡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何以可能、如何可行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探讨。“社会中的国家”这一研究路径将国家-社会关系看作一种动态的、过程性的互动，为当今乡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实践的研究深化提供了可能，我国的乡村治理实践反过来又为国家-社会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材料。乡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的形成和演进是各博弈主体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自身策略，向均衡状态演进的过程。“基层政府积极作为、新乡贤等社会力量以村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普通村民参与治理”的理想均衡状态，受履约成本、协同收益、激励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构建和完善乡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既需要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也需要设计恰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同时需增强村民主体意识，深化村民自治实践。

  2023年03期 No.295 152-16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4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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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族权威、社会动员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性

  王海霞;董慧娜;

  广泛开展社会动员是基层干部实现项目顺利落地、促进乡村建设的重要手段。社会动员对象与村庄性质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在宗族文化浓厚的村庄，村干部通过有效动员老人会这一非正式社会关系载体促进了基层项目的在地执行。认同宗族权威和满足组织内生需求是实现动员非正式社会关系的重要机制，而这一动员机制得以生发的具体条件则取决于行政项目的利益属性和组织的自主性。由此可知，基层干部基于一致价值理念而开展的社会动员有助于维持两者之间持续和深度合作，也可以保障乡村治理主体对乡村社会的动员能力，提升治理效率。

  2023年03期 No.295 165-17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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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学术杂志社参与主办的“味与道：日常生活与中国人的生命哲学”学术研讨会在泉州召开

  廖先慧;

  <正>4月6—9日，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东南学术杂志社和泉州师范学院主办，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国家语委丝路语言文化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味与道：日常生活与中国人的生命哲学”学术研讨会在泉州师范学院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共同探讨“味与道”所代表的文化话语体系的存在价值、独特路径与中国特色。福建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兼东南学术杂志社社长、总编辑郑东育出席会议。

  2023年03期 No.295 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2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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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访“大分流”:澄清中西历史和现实中两大不同农业演变模式

  黄宗智;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和李伯重最近承认，自己过去坚持中国和西方经济的“大分流”要到1800年之后方才出现是错误的，但他们仍然坚持，在农业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方面自己原来的论点是正确的。18世纪以来英格兰的农牧结合模式和中国的单一种植模式有着根本性不同，掌握两者的差异才能认识到两国过去和未来发展出路的不同。坚持两者的相同和相等性只可能继续导致错误的认识和抉择。中国农业(和其政治经济总体)所走的历史、近现代和当代的实际道路都不可能与西方一样。直面两者间基本不同的实际，才可能真正认识到符合中国如今和未来所需要的发展出路。

  2023年03期 No.295 40-47+24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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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辐辏型整合与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逻辑

  孙国东;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现代整合，是依靠以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为轴心的“辐辏型整合”完成的。在这种辐辏型整合中，中国现代国家的政治形态(政党-国家)与社会形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内在地关联起来。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居于领导地位的政治组织，实质上也是一种包含合法化系统、官员选拔系统和政治决策系统的“统合性政治制度”。正是这种“统合性政治制度”的存在，使现代中国实现了对传统中国整合机制和现代西方政治功能系统的“双重功能替代”,从而在宪制上基本完成了“循古宜今、化西于中”的政治建设课题。因此，中国情境的国家-社会关系以执政党与政府、社会的关系体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政党主导”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即以执政党的“辐辏型整合”为基础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

  2023年03期 No.295 48-63+24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8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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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平而非平均：中国古代治理思想中的共同富裕

  陈新明;高小平;

  均平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治理思想，强调“更化”中的动态均衡，通过调均将失衡转为“良治”,实现各要素符合天道的“善治”和谐。均平思想对古代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深远影响，以零次分配中均平思想的共富实践——诸子均分制为例，其超越了身份继承中嫡庶和年序的不平等性规则，保障家庭这一基层社会治理单元中生产要素的公平分配。均平思想同样对当前社会收入分配调节和代际继承等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不过，由于古代均平思想没有考虑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缺少平等尊重和平等自由等元素，因此需要对均平思想进行现代性审视、汲取性研究和批判性继承，在共同富裕中增进均平的关怀，通过调均合理的差异，塑造人们的德性善行，探索一条共同善进之路。

  2023年03期 No.295 64-7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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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普尔共产主义批判的贫困——兼论历史规律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魏旭;

  波普尔将共产主义视为历史决定论加以批判，并强调历史进程由于知识增长而无法预测。然而他的理论对于历史进程与人类知识的讨论存在盲点，科学、预测、总体等概念间更是富含张力，无法隔绝历史规律或趋向。唯物史观通过社会总体结构把握历史规律，将历史进程归结到生产上，又将生产关系变迁归结到生产力运动上，并指出生产力持续进步和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否定自身的趋势，从而表明了共产主义是无关知识增长方式且可认识的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证击中了波普尔的“阿喀琉斯之踵”,不但理论上能够证成，也可在世界历史中经受检验。

  2023年03期 No.295 73-8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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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反贫困的构想及其启示

  林棵;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提出一系列关于文化反贫困的具体构想。他主张，革命政权应建立完善的教育制度，培养群众改造现实世界、摆脱贫困的能力。文化反贫困是一项复杂、长远的系统性工程。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模范带头作用，帮助群众对贫困问题的客观规律形成理性认识，引领社会观念的现代转型；同时，将宣传教育工作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水平的提升过程，让劳动者在参与社会改造的各项实践中理解和认同政策纲领。列宁认为，文化反贫困要同步开展思想启蒙和政治动员，使革命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从而引导无产阶级从自在走向自为。其蕴含的方法论，对中国特色的反贫困话语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2023年03期 No.295 85-9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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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排斥数字信贷吗?

  李梦琪;柯雪龙;郭沛;

  当前，数字信贷排斥已成为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的重要制约因素。借助计划行为理论和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依托全国9个省份(含自治区)924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研数据，从排斥成因和影响因素两方面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字信贷排斥展开研究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存在数字信贷排斥，且自我排斥是数字信贷排斥形成的主要成因。负责人风险感知能力、政府补贴力度、地区数字信贷水平、资产构成情况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字信贷自我排斥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字信贷自我排斥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这与其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特征等方面有关。因此，为了更好地推动农村数字信贷下沉，需要依据主体特征差异，针对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数字金融培训教育和差异化的数字信贷服务，以化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字信贷自我排斥。

  2023年03期 No.295 174-18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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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元分析的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陈莞;阮荣彬;王永菁;

  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缓解与利益相关者信息不对称、获取创新资源的重要方式。当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仍存在争议。从创新过程绩效与创新产出绩效两个维度出发，采用元分析方法对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展开实证研究，对深化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认识、理顺二者内在逻辑关联具有现实意义。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绩效有积极影响，具体表现在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过程绩效与产出绩效，而企业规模、企业类型、产权异质性等组织情景因素和测量维度、中介变量等研究方法因素对这一影响具有调节作用。因此，企业应积极投身于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中，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过程中应该采取不同的路径。

  2023年03期 No.295 186-19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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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元宇宙到ChatGPT:人际传播场景的回归

  焦宝;张雅雯;

  从元宇宙到ChatGPT的技术落地，是智能传播时代人类传播活动回归“人”际传播场景的标志。元宇宙意味着全时在线、万物互联的信息时空，由此人类拥有了除自然宇宙之外的第二种存在场景。元宇宙传播中身体的回归使得“人”成为媒介，它重构了传播环境中的时空要素，以一种虚实相生的方式推动人类传播新形态的到来。在元宇宙传播生态中，口语传播以一种回归传统的姿态和一种突破传统的数字形式，成为开启元宇宙人类传播时代的一把关键钥匙。从元宇宙到ChatGPT,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将塑造一种全新的人类传播关系与传播生态，推动“人”际传播场景的回归。

  2023年03期 No.295 197-205+24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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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生存媒介的元宇宙：意识上传、身体再造与数字永生

  宋美杰;曲美伊;

  一直以来，人类相继利用不同的传播手段探索生命留存的可能。从社交媒体的数字痕迹到逝者聊天机器人、数字虚拟人，媒介技术的变革让“生死间沟通”的真实感渐趋增强。幻想媒介考古提供了超越现有技术的前瞻性视角，元宇宙成为生存空间后的人类处境。极致的数据化构成了意识上传、实现永生的前提条件，触觉媒介成为灵肉分离状态下连通生死、再现身体的关键媒介。在元宇宙世界，死亡不再是“消逝”而仅是“肉体自我”的割舍，但身体缺失的危机反而凸显了肉体和感官对于人类“在世存在”的意义。因此，人类在追寻数字永生的道路上需要摆脱元宇宙的游戏观，反思脱离身体而独立存在的“数字自我”将如何面对数字奴役、阶层区隔、自我与主体性消解等问题。

  2023年03期 No.295 206-21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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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颠覆性信息技术视域下意识形态传播的风险转向

  林雪莹;陈志勇;

  颠覆性信息技术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要素和战略筹码，具有重构意识形态格局的变革性效果。颠覆性信息技术使意识形态的传播场域广泛多维、传播语态立体具象、传播受众精准类化、传播速率实时迅捷。在颠覆性信息技术影响下，意识形态风险不断发展演变，呈现出去中心性、去崇高性、去权威性和去稳定性等特征，其导致的结果是意识形态传播极易受到诸如扩散型、叠加型和勾连型等各类风险的侵袭。对此，应从前瞻性部署、审慎性监管、系统性治理、制度性建构等维度着手，防范并化解意识形态风险。

  2023年03期 No.295 217-22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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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智能化改革的地方试验及其完善路径

  宋灵珊;

  在顶层设计与地方试验相结合的改革进路下，各地法院在智能化司法改革进程中拥有了充分的自主权，其大胆探索的各类智能化司法改革举措，使得中国在国际司法智能化改革的道路上，呈现出迎头赶上甚至后来居上的发展趋势。在“试点竞争”的效应下，当前地方试验探索中尚存在社会风险性控制不足、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社会资源整合度较低等问题。司法智能化改革的地方试验应尽可能避免试点的片面性问题和重复式探索，在做好社会风险把控的前提下，充分整合社会资源，确保局部试验成果具有推广价值。

  2023年03期 No.295 225-2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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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未成年人的医疗决定能力

  穆冠群;

  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提高了未成年人的意思能力水平和成熟度。在医疗领域里，这意味着未成年患者的医疗决定能力在不断加强。我国现行法仍对医疗过程设置完全行为能力标准的高准入门槛，导致事实上具有医疗决定能力的未成年人却无权作出自主决定的尴尬局面。域外法上的决定能力制度不仅包含法律层面的一般推定与例外规则，也囊括了能力评估在医疗实践层面的技术支撑，从而实现了法律与实践的有机互动。我国应在合理借鉴的基础上引入决定能力制度，通过单设医疗决定能力条款、增设行为能力例外条款、构建特殊行为能力制度、认可意思能力的效力促进功能、建立科学的决定能力评估系统、个案考察机制与司法实践的联动等设计，为该制度找到本土化的改良土壤与改造路径，以期最终实现未成年人的自主权利、医疗利益与根本福祉。

  2023年03期 No.295 235-24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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