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文化观与中国文化转型——兼论毛泽东文化观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创新

毛泽东文化观的形成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创新,是中国在20世纪两次文化转型过程中展开的,其间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社会主义文化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又引领和推动了这两次文化转型的实现。

主持人的话

“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

本文认为,在当今“回归国家”的学术热点中,一种是向传统国家回归的价值取向,一种是重视国家研究的政治学分析框架。根据这一分析进路,应该着眼于现代国家建构的研究。相对于传统国家的现代国家具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民族—国家,一是民主—国家,前者是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以主权为核心;后者是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以主权在民为合法性基础。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现代国家建构中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非均衡性,及由此引起的政治整合和文化整合的矛盾。认为依靠历史记忆和“祖先崇拜”的国族建构并由此向传统国家回归的思路既不现实,更不合理。对于处于现代化全球化浪潮中的当今中国来说,更主要的任务是建构一个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

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均衡性分析:三维视角

现代国家渊源于西方国家,是针对传统国家而言的,也是广大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和指向。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具有不同的特性,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民生—国家和民主—国家三者的统一体。西方现代国家的生成逻辑具有协同性与独特性,而后发国家的现代国家构建出现矛盾并发性与非均衡性。本文认为,现代国家构建应该是民族—国家、民生—国家和民主—国家三者的均衡性,形成三足鼎立、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局面,否则,整个现代国家构建的历程就没有完成,三足鼎立局面就会打破,从而整个国家就会出现不和谐的局面。针对中国国情与国家生成的特殊性,那么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路径选择应该是民族—国家、民生—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的均衡性和良性互动。

论现代国家的理想型——以权力运作为视角

本文尝试以权力运作为分析视角对现代国家一般特性进行抽象,即尝试发现和建构现代国家的理想类型。本文提出,理想型的现代国家权力形态为科层制组织形态;现代国家权力运作类型呈现为权力的集中化与局部化-扩散化,其权力运作具有以下特征:规训权力、内部绥靖与反思性监控。现代国家的理想型旨在为学界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国政治转型的特殊性,描绘并重构中国政治的真实图像提供有益的参照。

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成长与目前情势——来自地方的尝试性解答

本文从地方的案例来考察现代国家构建的两个主要层面———现代行政科层制发展与社会生长的历程,厘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转型历程中存在的一些误区。作者认为,由于中国发展的复线状态,使得学术界在解释和研究中国问题时往往出现错位。例如在国家与社会、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现代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的知识体系中,其理论基础无不与现代国家构建的知识相关。然而,学界却鲜有人提升至此高度,凸现了理论界关于现代国家体制构建的学术积累仍有许多重大疏漏。因此,学习如何构建现代国家体制并精益求精,乃是攸关未来中国发展的核心议题。

制度

首先,作者给出了制度的定义并指出经济史及经济发展的中心议题是解释能够创造一种可以引发持续的生产率提高的经济环境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演进。经由简明论述一种经济发展的阶段理论,作者强调从原始交易形式向高级交易形式的演进并非必然发生。经由比较多种未能成功演化的原始交易体系与最终导致了西方世界兴起的近古欧洲的长程贸易,作者指出这些稳定与变迁的形成对比的故事触及到解释人类经济状况的改变这一难题的核心。最后,作者强调经济表现与经济变革关键取决于基本制度框架以及缘于一种制度框架的报酬递增特质的路径依赖。

国际政治的文化建构——对建构主义方法论的一种解读

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伴随着社会学的转向,建构主义成为了继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之后的显学。建构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方法,它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国际社会的文化建构、对国家行为体的文化建构与对国家行为体的社会建构———实现国际文化对国际政治的完整建构。建构主义方法为国际文化及其所建构的国际政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顾客”理念及其引发的文化治理困境

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顾客”理念的要义就是:以顾客服务为中心,以顾客需要为导向,以密切的顾客关系为纽带,并以顾客满意为目标。“顾客”理念的扩展,在理论界和政府改革中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公民的不当隐喻,使得“顾客”理念在实践中面临着公共性泛化、社会资本流失和公共精神缺失等文化方面的治理困境,而“新公民资格”观可以成为“顾客”理念的替代。

政府文化管理创新体系的重构

我国正处在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而深刻变革的转型期,原来的文化管理体制和管理手段,已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变化提出的要求。本文运用系统思维和公共管理等理论,认为当前政府文化管理应进行导向式管理,以管理的创新推动文化的创新,并提出了包括体制文化、角色定位、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等五个层次文化管理创新体系的初步架构。

中国沿海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偏差分析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度相关性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是一个被普遍证明的规律。城市化超前或滞后,都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影响制约经济发展。基于已有的对工业化城市化变动关系及水平评估的研究成果,笔者选取深圳、厦门、青岛、宁波四城市为代表来研究我国沿海城市的工业化城市化问题,着重指出它们之间的偏差及产生偏差的原因,包括共同原因和特殊原因,并提出了促进工业化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企业活动分析

本文从由人际关系构成的社会资本出发,用两企业博弈的模型说明企业使用社会资本的原则及其特点,指出通过非规范的社会资本配置资源将导致交易费用的上升,外部负效应增大。随着市场和企业的发展,企业将逐步摆脱对经营者人际关系的依赖,最终实现对社会资本的现代化改造,建立起独立于人际关系的企业自身生产经营的社会网络体系,形成企业自我独立的发展能力。

区域社会生态环境状况聚类分析模型及其应用——以福建九个设区市辖区为例

从人口分布、科教文化、基础设施、居民生活、社会保障和社会治安6个基本方面构建区域社会生态环境状况聚类评价的指标体系,建立社会生态环境状况聚类分析模型。以福建9个设区市辖区为例,应用2003年统计数据,按照人口分布与科教文化、基础设施与居民生活、社会保障与社会治安三个方面分别运用模型对社会生态环境状况进行实证研究,按照聚类结果提出改善不同设区市辖区社会生态环境状况的对策建议。

文化、文明与现代性:一种思想史的考察

本文尝试从文化与文明的对立入手解读现代性的困境,这一困境的秘密深藏于现代思想的人性假设之中。这种人性论否认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从而把人性问题变成了历史问题,正是现代性所许诺的主体权利的绝对性在历史中催生了文化与文明的对立,这种对立的解决又要求我们反思现代性概念的自然权利论前提。

现代性“终结”与审美现代性批判

进入20世纪后,“终结论”逐渐蔓延到现代性各个层面,既有艺术终结论、哲学终结论,又有人的终结,还有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以及现代性终结论等。终结的原因在于现代性动力变异、主体隐退以及人的精神动力式微等。现代性虽然处于危机之中,但它不会终结。原因在于现代性发展不均衡,“元叙事”仍有存在的必要,而且审美现代性也在提醒着现代性不断反省和完善自身。

保守主义探源:对象、实质与启示

保守主义是西方一种重要的政治哲学或政治思潮,然而,学术界对于保守主义以及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关系的认识还存在着含糊甚至误解之处。从源头上认识保守主义,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保守主义的内涵,理解保守主义与其他思潮尤其是自由主义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鉴于埃德蒙·柏克作为西方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开山鼻祖的特殊地位,探源保守主义必须理解柏克保守主义的内涵与实质。保守主义是反保守的,它坚持的是自由的传统;保守主义的实质是自由主义,两者共同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

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变迁若干问题的思考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①本文试图通过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观察和分析,来探求文化变迁表象背后之实质和深层原因,从而引发对文化变迁所导致的种种矛盾及冲突之思考,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力图对当今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起到借鉴之作用及启发之功效。

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与王东、林锋先生商榷

本文是为回应王东、林锋先生的《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初答叶志坚先生》(《东南学术》2006年第2期)一文而作的。本文认为,王、林文存在着诸多令人疑虑和困惑的问题;而且所得出的有些结论完全背离历史事实和基本常识;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难以准确表达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内涵,“人类学笔记”则能够表达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内涵。因此,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确称谓应是“人类学笔记”,而不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

中西语言观之辨异

中西语言观走过相近理念的历史,但西方“语言学转向”使得二者的发展与影响可谓同途殊归。追根溯源,则可见二者源于完全不同的语言认知体系与集体无意识。这是我们今天在引进西方语言学成果并介入其研究热点中,所必要警觉的心理偏差与理解偏差之所在,也是中国语言研究走向成熟心态与清晰理念的必要澄清。

人、人群、人民性——论巴赫金狂欢理论中有关“人”的理论意图

人是“狂欢理论”的主体因素,巴赫金指出在狂欢状态下,人群是具有强大生成力的有机整体。但这种讲述本身存在着理论倾向性,是话语建构的结果。本文将分别论述巴赫金和其他理论家对狂欢节和广场等具体时空背景下的“人”(人群、旁观者、陌生人、身体)所做的有意味的阐释,力求在相互参照中梳理各自的理论意图。

中国传播学创新的文化维度与现代性视野

由于传播学在学科体制和理论体系上的不完善,使得中国传播学的创新成为一个巨大而艰巨的理论问题。文化维度和现代性视野是解决这一问题必不可少的两个参照物。本文阐释了从文化的维度对中国传播学创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为在现代性的视野中考察传播学的创新问题,正好与从文化维度出发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互补性视角。

论台湾地区媒介素养教育与媒体互动的理论与实践

本文避开对媒介素养教育之理论与实践进行概况介绍的习见视角,从媒介素养教育与媒体的互动切入,打破两者简单分离的迷思,探析两者互动的理论资源与现实经验,并认为媒介素养的多元内涵与特定的教育学取向为两者互动提供了理论基石,而台湾当前的媒介生态则为两者互动提供了现实土壤,最终,在台湾地区的实践中,媒介素养教育与媒体之间呈现出分离式、抗拒式与合作式的多元互动形式。

转型期中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构建研究

中国竞技体育管理与运行的“举国体制”曾在激活民族内聚力和振奋民族自信心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经济社会的转型,这一体制需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竞技体育目标与效能要求进行改革和完善。本文提出了转型期中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在观念更新、制度变迁、职能转变、结构改革、机制优化和目标整合上的思路与建议。

福州大学“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博士点简介

福州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