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对世界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双重超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基本国情,顺应世界科技经济发展趋势,全面总结国内外工业化的经验教训,逐步确立了继续完成工业化和推进信息化的双重工业化目标任务,并融为一体,相互促进,历经以市场化与工业化融合互动为中心和以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互动为中心的两个阶段探索,成功地探寻到了一条既适合本国国情又顺应时代潮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国家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和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双重超越,初步解决了在经济文化落后大国、工业化后起国、处于世界传统工业化向现代信息工业化转变过程中,如何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崭新课题。

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

面对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公共事物的悲剧,新制度主义者提出了自主组织理论,即个体与个体之间能够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自愿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进行自主治理。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分析前提,达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能够很好地解决集体行动所面临的问题,即搭便车、承诺的兑现以及对个人遵守规则的监督等。

公共责任的新概念框架——复合性公共责任理论及其意义

上个世纪,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张以及政府社会职能的复杂化,行政部门所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的类型及其实现方式等问题,逐渐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传统上,美国公共行政学从命令与控制关系出发对行政部门的公共责任进行定义并展开讨论。在当代政府改革运动的背景下出现了复合性公共责任新的概念框架,它强调了行政部门公共责任的多维度特点,以适应公众期望的分散化趋势。但是,这一新的概念框架有可能导致所谓的“责任失灵”现象的出现。美国学术界的有关讨论对于转型时期我国行政部门公共责任机制的建设实践、更新以及理论思考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国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双重整合机制的构建

危机已经成为了现代动荡社会环境中的常态,这对当代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指出,与高效能的危机管理系统相对应的一种现实选择,是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理论,基于我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逐步形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网络治理结构:在政府为主体与中央政府最高统一决断机构的前提之下,政府机构常规化、制度化地主动地协同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及国际组织,共同形成公共危机管理的上下联动、网络应对的格局,形成组织权力平时分解、决断权力战时统一、临境应急协同主动这样一个统分结合的网络治理结构,以应对各种公共危机。但由此塑造的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诸多的机能障碍,迫切需要从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本两方面入手,刚柔并济,共同塑造其整合机制以发挥其在危机应对中的协同效应。

社会事业体制创新及社会事业的产业化——厦门市的案例研究

本文对“厦门社会事业体制创新及社会事业的产业化研究”课题进行分析。全文分为六个部分:(一)厦门市社会事业组织的基本形态。涉及社会事业组织的分类,厦门市社会事业组织活动的方式和特点,厦门市社会事业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厦门市社会事业体制创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等方面;(二)西方国家公共服务部门改革的经验借鉴:涉及西方国家公共服务部门改革的进程、改革的模式及成果,西方公共服务改革对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启示等内容;(三)厦门市社会事业的社会化改革。涉及社会事业社会化改革的前提与取向,社会事业社会化的主要路径,构建社会事业社会化的制度平台等问题;(四)厦门市社会事业的产业化改革。涉及产业化是社会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厦门市社会事业产业化改革的对策,社会事业产业化改革的保障措施等;(五)厦门社会事业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涉及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目标,社会事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具体社会领域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举措等三方面的内容;(六)厦门社会事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在提出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之后,探讨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专题研讨: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 主持人的话

我们怎样进入历史——论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

现代中国文学之现代品格是近年学界人言人殊的焦点论题。本文在当前个性主义论述与民族国家想像两种主要论点之外,着力凸显了普遍历史的建构这一重要的现代性叙事生成层面。普遍历史的叙事结构源出于启蒙理性。作为个人主体与民族国家主体的必要表述模式,它普遍存在于西方与非西方的“现代”文学之中。这一模式源起于晚清文学,在五四传统与左翼传统中得以曲折展开与日益丰富。它通过对叙事中个人形象、族群形象及其价值的历史化建构,深刻地影响了晚清至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

五四文学现实主义的缺席

文学研究会及鲁迅的文学作品常被认定为中国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至今无人质疑。其实,这种广为认可的观点不仅忽略了现实主义作为文学思潮的本质内涵,而且忽视了文研会及鲁迅之文学作品的历史使命,归其本质是对五四文学的错误定位。所以,我们有必要从现代性角度切入、挖掘现实主义的本质内涵,并剖析文研会及鲁迅之文学作品的深层文化内涵,再通过两者之间的细致比较找出本质差异,从而推翻“中国五四时期产生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已有成见。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能性

本文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进行了简要的归纳说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可能性。认为,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全部经济学的成果,是十九世纪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经济学”,过去只以马克思遗留的著作和笔记为中心进行研究,把严密地研究这些东西作为理论的发展,而对经济学的其它潮流派别不进行研究,不进行马克思曾进行过的“经济学批判”,与现实经济生活隔绝的研究方式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倾向在步步加深。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理论在当今,应在实现民主的方向上恢复社会经济学的权利,并且,针对阶级差别和贫困、性别偏见和种族歧视、城市·环境·福利等的社会问题,在实现人权自由的方向上,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社会发展观的内在逻辑与实证检验——透过转型对马克思经济社会发展观的再认识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各方面制度演化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重揭示事物的本质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根据各利益集团在社会生产体系中不同资源支配能力划分出各个阶级,马克思的社会制度变迁的革命理论就是建立在阶级矛盾激化的基础上。本文的实证研究也证实,转型和制度变迁的内因取决于社会各级主体对新制度的预期效用变化和在利益驱使下所表现出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转变也支持了这一点,这充分说明用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分析方法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演进(转型)比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是更贴切和合理的。

传统发展观的政治经济学渊源分析

本文讨论了我国传统的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之间的关系,认为传统发展观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逻辑必然,否定传统发展观,必须彻底批判“基本经济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确立新的科学发展观,它的核心和灵魂是马克思一向倡导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制度经济学派的扬弃、理论再造与中国适用

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以经济实践的发展为基础,而经济的发展又需要稳定持续的秩序为保障。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从制度的本身去理解制度,犹如手持长矛的堂吉柯德乱冲乱撞,而可怕的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桑丘式人物更多。因此,有必要遵循马克思的思路进行再研究,还制度的根源基础于物质的生产生活关系,还制度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服务的主导能动作用。

法制与经济增长——法制与经济效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经济繁荣至少需要一个适度的法制基础架构,其核心作用是保护财产及合同权利,创建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技术创新。因此法制对于一个国家的财富以及经济增长具有相当的贡献作用。而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中法律系统评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衡量法律体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依据。因此,我们不但可以比以往更容易地得知法制建设与物质进步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更好地对促进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

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困境的一个制度解析——基于社会资本的逻辑视角

产业集群体系是我国地方经济发展的核心内生力量,其主要优势体现于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关系型信任社会资本和低成本劳动力的融合。然而,这种体现在非正式制度层面的关系型社会资本,在技术的高不确定性冲击环境下可能成为地方产业升级的阻碍因素。本文尝试从不同社会制度结构中的不同企业网络特性差异入手,探寻企业网络的内在特征差异及其升级的内部动力机制与制度路径,以此为途径探寻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困境的可行制度路径。

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研究——以福建为例

本文在对中小企业集群竞争优势研究背景梳理的基础上,以福建为例,深入剖析了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应当在保持中小企业独立性和灵活性的基础上,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实施品牌战略、完善公共服务平台等措施,不断提高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优势,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提供强大支撑。

什么是哲学?——对一个现代回答的分析和评论

新世纪鲁迅学的文化走向——从两部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的学术专著谈起

进入新世纪后,出现了两部十分厚重的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著作:田刚的《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与廖诗忠的《回归经典——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其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这两部著作学术价值不限于局部和表层的突破,而是上升到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的高度,对“五四”文化的认识模式和泛政治化意识形态模式有所冲决,对鲁迅映象的整体调整与内涵更新有所推动。文化走向是新世纪鲁迅学发展的主要方向。鲁迅文化渊源研究,追根溯源地理清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民俗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从全球视野和世界文化源流的角度,重新审视鲁迅和他的思想、著作以及他所处的时代,将会是未来鲁迅学发展的总趋势。需要的只是:广阔的视野,扎实的功底,锐利的眼光,科学的思维。

鲁迅与中国文化的文化品格

本文从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的文化建设切入,概括出鲁迅与中国文化的文化品格,即开放型、批判型和创新型。鲁迅的开放型文化品格主要体现在汲取世界上属于全人类的积极文化成果,来建设中国新文化,并把中国民族文化介绍到外国。鲁迅的批判型文化品格主要体现在对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历来采取批判的态度,进行理性思考,避免了在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两极性”和“单向度性”的片面性,即拒绝外来文化的传统主义,和抛弃传统主义的“全盘西化”的两个极端。鲁迅的创新型文化品格,首先是思想文化观念的创新,其次是鲁迅学术著作的创新,他把文化创新精神提升到关系时代进步、民族命运的高度,同时,他把敢不敢汲取外来的东西,加以创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弱盛衰的标志。鲁迅的文化思想深刻之处,还在于认识到培养新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经验解剖与文本人文的双向回旋——从《名作细读——微观分析研究》看孙绍振的研究方法

孙绍振的新作《名作细读——微观分析研究》是一本用科学方法训练中学师生做文本分析的教辅读物,但该书的意义超出了重建中学语文教育的范围,其经验理性主义的理论立场和研究方法为文本分析学科的建设乃至整个汉语文论的建构都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又极为稀缺的方法论。

宗教学研究的理路与方法论探析——从《宗教概论》说起

宗教学研究基于人类对宗教产生的理性沉思与哲学表达,它不同于传统宗教研究和神学研究。宗教学研究的路径,应当超越对宗教现象浩荡的外在景观所展开的描述性的惯常思维与常识性把握,立足于宗教本身,在其思想理论的断面生成中进行多元宗教的理性透析,并在此基础上,以“范畴链条”整合“材料”,从而揭示出深藏于宗教表象背后的“逻各斯”。宗教学研究主体从原有的知识结构出发,对研究客体的把酌固然可以作为宗教学研究的基础与出发点,但是,研究主体的研究方式、研究方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高度交融的独特研究范式,却是现代宗教学研究得以成功展开的重要保证。

祈向“至善”之美——重温康德的“美的理想”

在日益向“媚美”沦落的功利社会里,康德那承继于柏拉图的“理念”的“美的理想”以一种虚灵而不虚假的存在导引人们对事物理想状态的眺望和孜孜以求,而对“美的理想”的追问本身就燃烧着人生终极眷注的热情,它也唤起人对理想境地的那种“善”的价值的趣求。

中文世界中的兰克形象

中文世界中最初的兰克形象,是经过日本史学界过滤而来的“客观”的科学史家。而至民国史坛,不论是鲁滨逊新史学派还是伯伦汉《史学方法论》,都把兰克描绘成史料考证面相的兰克,虽然在中文世界中出现过观念论或民族主义论这种“异端”兰克面孔,但都没有得到我国史学界的宣扬中国现代史学的专业化需要兰克史学中的史料辨析方法,同时乾嘉以来形成的汉学传统也需要借助“科学”的兰克而得以延续,以致“史料考证”的兰克形象在我国维持了很长时间。

循环经济与法律发展

循环经济立法的必要性及其定位

生理学视角下的循环经济立法问题

循环经济立法:人与自然从对峙走向和谐

循环经济立法:人与自然从对峙走向和谐

循环经济理念的法治保障

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内在结构

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主要研究方向

<正>一、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其学术特点是：从生活维度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反思与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精神、原则与方法,从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近年来,该方向承担了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生活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视角”、国务院侨办课题“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性”等为代表的课题13项；出版了《生活哲学：探究的马克思主义》、《精神的脉络——思维方式的历史研究》、《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合著)等学术专著；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等权威刊物上发表了《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立场》、《生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组四篇)、《生活哲学的对象与方法》、《论马克思生活观的理论支点》、《哲学：在神圣与世俗之间》等98篇,其中27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或转摘,获得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8项、霍英东科研奖1项。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其学术特点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维度的观照下,以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逻辑为参照,紧密结合中国政治生活的现实境况,透析“政治生活”的哲学本质,着力于国家权力结构、现代民主制度、政治制度伦理的研究。近年来,该方向承担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特殊规律研究”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3项,“政治制度伦理研究”等省部级课题8项；出版了《现代化：过程、特征与回应》、《制度伦理基本问题研究导论》、《通向中国现代化之路》、《文化视野中的当代中国行政》等学术专著；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等权威刊物上发表《论马克思解放理论的伦理旨趣》、《论政治制度伦理》、《非道德主义的政治伦理——马克思对政治现代化的批判与超越》、《宽容：现代政治的伦理内蕴》等论文81篇；其中18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或转摘,获得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5项。三、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宗教哲学其学术特点是：系统、深入地探究宗教的本质与功能、宗教思维方式、宗教伦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以及宗教与科学等重大的宗教理论与现实问题；以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的现实生活为出发点,以传统宗教为切入点,具体而深入地考察华侨华人传统宗教的渊源、流变及其特征,研究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在异域与不同的宗教文化激荡、碰撞和交融过程中所保持的文化个性；对儒、释、道和民间信仰等中国传统宗教与基督宗教哲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进行探究与辨析,深入考量各种宗教思想文化在相互激荡中存异求同的特殊机制与条件。近年来,该方向承担了“东南亚华侨华人传统宗教源流、演变及现代转化之研究”、“华人宗教与东南亚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实践”等省部级课题11项；出版了《宗教与文化》、《宗教现象的文化学分析》、《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研究》等学术专著；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和《世界宗教研究》等权威刊物上发表《从“神本”到“君本”》,《东南亚华人华侨宗教的构成、特性与发展趋势》、《宽容：一种生存方式——以海外华人华侨的生存实践为例》等论文97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或转摘,获得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1项。其学术特点是：着力于《资本论》研究；对“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的关系之考察；尤其重要的是以华人家族企业为研有对象形成研究领域。近年来,该方向承担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基本原理研究”等国家及省部级社会科学基金课题7项；

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