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几个问题

本文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本质,以及如何正确看待科学发展观等问题。

主持人的话

福建经济增长率变化分析

近十年来,与苏、浙、粤等省相比,福建的经济增长率出现边际衰减趋势。本文从供给、需求等方面对福建经济增长率变化进行综合分析。发现,供给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需求方面投资效率的下降是导致福建经济增长率边际衰减的主要因素。

产业竞争优势变迁与产业结构演变趋势

出口贸易结构变化反映了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变化,它决定了竞争力优势在产业间的转移以及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趋势。本文分别从产业层面和行业层面分析了“十五”期间福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动和发展趋势,并对主导产业的产业规模及效益进行分析,对十一五期间优化福建省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等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拓展闽台经贸合作空间 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发展

本文以如何扩大闽台贸易和投资为切入点,分析近期导致福建对外开放步伐放慢的原因。在简单回顾闽台贸易与投资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闽台贸易投资关系不论是在福建还是在大陆对台经贸关系中的地位都在不断下降。福建工业化进程的相对缓慢,中心城市经济规模小、没有与周边城市形成产业互补关系是制约福建吸引台资(以及外资)的两个主要原因。因此,强化工业基础、大力发展中心城市,并拓展闽台在第一产业以及金融物流等服务业领域的合作空间是进一步扩大闽台经贸合作空间的关键。

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问题探讨

本文分析了“十五”以来福建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的相互关系,认为:“十五”期间,福建城市化水平略微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的既有趋势有所发展,它与福建的产业构成中,低端产业比重较大,缺乏以提供现代生产者服务为中心的大型区域性中心城市有关。

厦门与漳州两地经济增长分析:兼论行政区划调整与中心城市建设

本文在分析了厦漳两地经济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之后,提出,厦漳两地在现有行政区划下各自规划发展将导致两地经济发展缺乏互补性和互动性,结果是厦门经济规模难以有效扩张,更不能带动漳州经济的快速增长,厦漳两地的经济增长差距将越来越大。因此,缩小两地经济增长差距一种有效方式就是靠政府力量推动行政区划调整完成厦漳合并。这既可以使厦门经济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并重新定位其中心城市的功能;又可以使漳州经济通过承接厦门城市及产业功能的转移,在厦门经济的牵引下获得发展动力。

区域经济差异的实证研究与R/S分析——基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比较分析

区域经济差异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倍受学术界、政府和广大民众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失控是威胁社会和谐及协调发展的重要障碍。深入分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对加快三大经济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壮大区域经济实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首先运用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指标和经济区位商来比较分析三大经济区的经济差异,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分形理论中的R/S分析法预测区域经济差异的发展趋势;其次,从历史经济联系、区位条件等方面来比较分析形成三大经济区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最后,选择了协调发展这个论题,来探讨推进三大经济区协调发展的政策选择,从而缩小它们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

政府管制、公共企业与特许经营权竞标——政府治理自然垄断问题的政策选择分析

从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的角度上看,政府治理自然垄断可供选择的政策主要有政府管制、特许经营权竞标和公共企业。分析表明,这三项政策选择各有利弊,在实践中对各种可选择性方案提供一个优先顺序是很困难的。但是,从理论的角度看,如果要选择一个潜力最大的方案,那么就是特许经营权竞标。因为就企业面临的竞争性约束程度而言,在特许经营权竞标中竞争是最为激烈的,企业必须通过质量与价格参与竞争获得特许经营权,它使得竞争力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NGO、反全球化运动与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非政府组织日渐崛起,“以民为本”的全球公民治理日益替代“以国为本”的国际关系体系成为国际政治的新范式。反全球化运动是以NGO为主体的国际性公民运动,它针对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进行游行示威抗议,强烈要求扭转和纠正全球的负面效应,客观上推动了全球治理。NGO/反全球化运动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多种多样:有抗议示威、论坛会议、监督制约及倡导建议等方式,由此达成国际社会民主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协调形式

从“多重权力概念”看东亚区域治理

学术界对区域治理的研究多从“制度”角度出发,忽视了“权力”的作用。与此同时,传统权力概念在理解区域治理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本文从巴尼特与杜瓦尔的“多重权力概念”出发,对权力概念进行重新界定。通过“社会关系类别”和“社会关系特性”两个分析维度,将权力分为强制性、制度性、构造性、产生性四种类型,并分析这四种权力形态在东亚区域治理中的不同表现及作用,由此论证“权力”才是理解东亚区域治理的关键。

妥善解决当前中国失地农民问题的若干思考

产生失地农民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正常现象。一些地方由于没有妥善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出路,导致一部分农民失地又失业,成为新的困难群体。解决失地农民的出路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顺利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问题。本文结合对失地农民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从体制、机制和保障等方面对解决当前我国失地农民的出路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论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对四川省南充市马桥村的调查分析

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是紧密关联的,二者呈现出互动性,一方的变动往往引起另一方的变革。从总体上说,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相对较快,而土地制度的变革则相对缓慢或停滞。为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当前需要一方面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造成大量的农民身份转移;另一方面要对农村土地所有权进行重新界定,同时要适当缩短农村土地承包期。

司法介入村民自治探析

建立村民自治纠纷的司法裁决和村民自治权利的法律救济制度,是村民自治的本质决定的,同时也是与司法本身的特性相适应。它不仅提高村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能力,而且使争议能在法定渠道内得到及时的解决,从而正确规范、引导农村基层公共行政管理中各个主体的行为,确保农村基层管理体制能够有机统一、协调和谐,保障村民自治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中国资本双极困境的解释

发展中国家资本困境一般是资本积累不足的供给缺口,而我国表现的却是既有供给缺口,又有需求缺口。这种互为矛盾却同时并存的资本双极困境,体现了我国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资本困境的特殊性。通过实证检验,指出我国资本双极困境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投资,其次是自筹性的民间投资。

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思路与对策

县乡财政困难成为当前突出的问题,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框架内,通过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强财源建设,按照构建公共财政要求,深化改革,完善财政体制,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加强监管,化解债务风险、不断提高理财水平等途径加以解决。

房地产证券化的条件分析与模式构想

房地产证券化作为金融创新的产物,既是国际金融发展的潮流,也是深化我国房地产体制改革,推动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此,本文对我国推行房地产证券化的作用、已具备的基本条件、运行模式选择等方面展开探讨。

关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思考

发轫于“经济人”假设的理性选择理论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流派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式。针对国内社会学界对理性选择理论认识上和运用上存在的偏差与不足,为澄清与加强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认识,本文拟对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一番厘清与梳理,揭示出理性选择范式所面临的困境,并对其理论的人性基础进行深刻反思。

中国古代哲学基本问题新探

天人关系,“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哲学发展的不同时期的不断演变中,又有其特殊的呈现。儒、道、佛三家对此问题回答的视角,也各具差异。本文对此作了初步的探讨和简要的梳理。

命的哲学追问

中国古人似乎很早就把命与天作了有机连结。天是命的源泉,是命的最终决定力量,命是天的意志在人身上的体现与落实。孔、孟强调知命与立命,试图通过积极的生活态度在偶然世界里建构起主体精神和人性尊严。董仲舒提出,君命顺,则臣民百姓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民百姓必遭“逆命”。《白虎通》认为,“命有三科”,即“寿命”、“随命”与“遭命”。三命之中,寿命或正命是最理想的人生结局,死得其所,属于最上乘的命相。随命则属于中命,其结果可上、可下,可长、可短,完全取决于德性主体的人为因素。遭命的结局最差,也是三命之中最难以把捉的东西。对命的思考不应该忽略对自由问题的研究。命运与自由是人类生存在世的两个不可分离的层面。

闽台关系史丛谈

本文就“‘闽在海中’与台湾的早期住民”、“澎湖与泉州的行政隶属关系”和“台湾光复初期的闽台关系”诸问题取证设论。本文认为,台湾是古闽越族的住地之一,古闽越族为台湾的早期住民;泉州官府在澎湖驻兵设官的时间应不迟于宋乾道四年(1168);台湾光复初期的闽台关系充分体现了“兄弟相扶持”的情分。

明清时期福建省内再次移民及动因探析

北方汉人入闽之后,其居住地并非一成不变。明清时期,福建社会已全面开发,社会交往和区域间的联系更加密切,随着社会生产条件和生存空间的不断变化,福建省内的族性流徙相当活跃。其主要动因是明代倭乱、清初迁界、驻军入籍、垦荒定居、联姻迁徙以及自然灾害等。

福建与郑和下西洋的船只

从对文献记载的直接史料和间接旁证的综合分析中可知,构成明初福建沿海海防体系的十一个卫都有自己的造船厂。由这些造船厂构建,以福州三卫所属船厂为核心的明初福建造船业,成为为郑和舟师提供船只的物质基础。郑和舟师七次下西洋的主要船型是福船,而这些福船的大多数应当是福建沿海官办造船厂建造的。郑和舟师的出洋宝船就是福建建造的福船。福建不仅以其沿海造船业为郑和舟师建造、修理船只,还为出洋前的郑和舟师提供临时调剂船只的船源。从与郑和同时,亦同为宦官,在洪熙至宣德年间曾四次出使琉球的柴山所立碑文中,称自己乘坐由皇帝敕建的册封舟为“宝船”的记载看,“宝船”并非郑和舟师船只的专称,而是当时皇帝派往海外使臣乘坐船只的共名。所谓“郑和宝船”就是册封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