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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执政能力建设

本文认为 ,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反映了我们党对历史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动因有了切合执政实践的新认识 ,表明我们党对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从党所处历史方位的发展变化中取得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新的自觉 ,它对党执政能力建设实践的指导是与时俱进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衡量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尺度 ,是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相统一、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尺度 ,是更高层次的哲学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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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美圣的存在和不存在——戈德曼《隐蔽的上帝》解读

本文是讨论法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戈德曼的主要哲学文本《隐蔽的上帝》一书的一条逻辑主线 :面对世俗化的资本主义进程 ,作为不甘陷入物役性的人们之悲剧情境 ,他们既要客观地进入现实生活 ,又得内在地拒绝物化。在他们的心中 ,马克思的思想就如不直接在场的无言上帝与之共在。

从“回到马克思”到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前沿

电视全球化与文化认同问题

主持人的话 电视、全球化和文化的同一性

电视的崇拜、电视文化和全球化

电视的发展逐渐使自己获得文化的价值 ,电视通过日常的节目播出建构起大众的共同记忆和身份认同 ,培养了一代电视群体的成长 ,使自己成为一种全球化的实践。但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电视里 ,还是会产生一些逃脱全球化的微观文化现象。全球化与微观文化之间的碰撞值得人们的关注。

一个拉美小国当代电视中根深蒂固的梦想

足球节目在乌拉圭这样一个热爱足球的国家是电视媒体最受欢迎的类型之一 ,其中体现和传达这个国家的人民难以磨灭的集体梦想 ,当代乌拉圭社会文化生活的一大部分正是依据这一梦想得以逐渐发展起来的。电视机构具有造梦的功能 ,发挥凝聚民族的意义。在此意义上 ,电视起到先前属于文学或神话所具有的作用 ,以实实在在的姿态来表现人们的幻想和表述一些常未被人们说出或仅仅作为笑话而传述的事情 ,这一姿态有利于保护对一个社会而言是神圣和宝贵的东西。

家庭身份危机与法国电视

电视在表现国家和民族生活 ,建构与此有关的观念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而家庭历来是这方面的中心内容之一。文章分析了法国电视表现家庭节目方式的变化 ,阐明家庭的变化既源自于社会文化变化 ,又反过来在电视上得到体现和建构 ,家庭以及家庭在电视上的表现成为考察民族认同和电视认同的建构范例之一。

“电视的孩子”与身份建构

本文结合国内的有关电视现象 ,对三篇西方学者的电视论文作了评论与发挥。电视能够提供幻觉 ,为“电视的孩子”建构一种文化身份 ,使他们以这种身份来建立与社会的关系 ,并用于指导自己的实践。这个过程让我们既看到电视在全球化时代所起的作用 ,也看到全球化时代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这种“身份政治学”揭示出身份认同的精神文化特征 ,以及它对社会政治生活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自主成长与外向推动:产业结构演进模式比较

自主成长和外向推动是产业结构演进的两种模式。自主成长型产业结构演进 ,是以经济结构相对封闭为前提 ,产业结构变动主要受到国内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产业创新等因素影响与制约 ;而外向推动型产业结构则以经济结构开放为前提 ,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技术引进在产业演变与升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和知识经济时代日趋临近 ,我们应当自觉参与国际分工 ,努力构建与开放型经济运行体系相适应产业结构 ,形成与开放经济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方式 ,经济运行流程和利益分配机制 ,为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升级的良性循环拓展广阔空间。

农村税费改革的“囚徒困境”与化解策略

现在农村税费改革进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 ,要么继续推进改革 ,减轻农民的负担 ;要么牺牲农村税费改革 ,让乡村正常运转。农村税费改革的“囚徒困境”局面 ,既是中国“三农”矛盾的集中体现 ,又是改革的局限性所致。要化解这个两难选择 ,就必须对农村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深刻的变革。

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流动度和净剩余度——以甘肃东乡族苜叶里社区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和流动状况为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农村的社会结构转型立即驶入了快车道 ,农业劳动力纷纷流向非农行业 ,与此同时 ,在学术界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农业 (村 )劳动力流动的研究热 ,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是 ,就目前已有的研究看来 ,尚有不少领域亟待拓展和深化 ,笔者认为 ,要使农业劳动力流动这一课题的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 ,必须在研究层次和理论建树上下功夫。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新变量 :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度、农业劳动力的净剩余度 ,以及三者的计算公式 ,并且以笔者所调查的东乡族苜叶里社区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和剩余状况为素材 ,具体阐述了以上变量的计算方法及其深刻内涵。笔者意在抛砖引玉 ,希望同仁们批评指正。

探寻世界文明的中华文化资源

在宏观历史视野内 ,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华夏文化圈与西方文化圈内 ,首先在前现代化的东亚创立了华夏文化圈 ,其次参与构筑了西方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文化自我 ,最后为东亚现代化准备了文化潜力 ,中国自身也在经历了衰落与磨难之后迎来了伟大的复兴 ,并昭示了西方模式之外的世界现代化的另一种模式。

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得失之考察

本文从17世纪中西文化在中国和西方产生的不同影响入手 ,分析中国为什么会在最近几个世纪落后于西方的文化上的原因。本文强调徐光启引进的西方科学方法论对于弥补中国文化传统不足的重要意义 ,并分析了“徐光启计划”为什么不能被中国知识界接受的原因。

现代化的文化维度

21世纪 ,世界呈现出经济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并行的局面 ,置身于全球化的大背景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更多、更复杂的新任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 ,文化因素在全球化中的地位正逐步得以突显 ,伴随着经济强权而来的文化渗透和文化霸权也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所不得不面对的最重大的问题 ,所以 ,在这种形式下 ,对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梳理也就具有了特别重大的意义。

闽台社会心理的历史、文化分析

本文从闽台在历史上都曾是移民社会这一特定背景出发 ,指出在闽台移民社会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移民的“原乡”和“本土”认同、移民的拓殖性格、移民的社会组合方式 ,以及闽台的特殊历史遭遇和现代化发展等 ,是闽台特殊社会心理形成的历史、文化根源 ;这些主要由历史、文化积淀而来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心态 ,对当前现实仍然潜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通过对闽台社会心理的历史、文化分析 ,是进一步深入认识闽台社会 ,把握社会行为的一项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

地域历史人群研究:台湾进士

本文就台湾进士这一地域历史人群之成员总数、名录、佳话、义举、轶事等钩沉索隐、取证考据 ,并就清代科举制度和科举文化有所介绍和评估。认为 ,台湾进士是一个于今不在、于今不再的人群 ,宜以“地域历史人群”视之 ;台湾幕友、台湾班兵、台湾塾师、台湾教谕等亦各是一“地域历史人群”、各是一研究的课题。

客家文化在台湾的变迁

台湾的客家文化与大陆原乡客家文化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但是由于适应环境和时代的变迁 ,加上族群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其内容和形式都会有相应的变化 ,此之谓客家文化在台湾的变迁。本文概要论述了台湾客家文化在语言、建筑、山歌、民间信仰、岁时习俗等方面发生变迁的情形。

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法律分析

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不健全 ,是阻碍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瓶颈之一。建设和完善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法律制度意义重大。本文提出了效益效率并重的制度设计总体要求 ,并指出在我国现阶段 ,应当积极稳妥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 ,优先发展风险企业并购 ,同时重视股份回购和清算在风险投资退出中的重要作用。

注册会计师虚假验资的民事责任研究

注册会计师虚假验资、造成利害关系人损害的民事责任是一种侵权责任。本文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角度 ,结合具体案例 ,探讨了关于验资报告真实性的认定标准、注册会计师的主观过错、利害关系人所受损害以及虚假验资责任的承担等问题。

近年来我国非政府组织研究述评

近年来 ,在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兴起了研究非政府组织的热潮 ,并且取得了较大的研究成果。但同时 ,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在我国刚刚起步 ,还缺少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研究主旨。有鉴于此 ,本文欲通过对近年来我国非政府组织研究作一简要的梳理和述评 ,并试图提出一些非政府组织研究的新领域、新视野 ,以起抛砖引玉之功效。

美国“棕色地带”再开发计划和城市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由美国联邦政府发起的“棕色地带”再开发计划 ,不仅仅限于治理城市社区中被遗弃或闲置、并造成环境污染的工商业设施 ,更重要的是 ,在治理过程中 ,引入新的机制 ,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 ,以确保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远效益。为达到这一目标 ,该计划重视政府部门的作用 ,强调再开发的计划性、全面性和社会各界的协调 ,这显然已放弃了传统的依赖市场需求关系进行开发的思路。本文对这项重大举措和相关尝试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跟踪研究。

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对中国“入世”的影响

针对冷战结束后美国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克林顿政府明确提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 ,第一条即确保美国的经济安全。为此 ,克林顿政府以振兴美国经济为核心 ,在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次上建构服务于美国经济利益的全球经贸战略与经济网络。在经贸优先的外交战略指导下 ,克林顿政府与中国达成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协定 ,扫除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后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