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与播迁——关于明清之际一种文化现象的分析

本文分析士人于明清之际常态及非常态的流动 ,流动的诸种动因、背景 ,尤其着重于士人的流动与“易代”这一特殊历史情境的关系 ,由这一具体方面展开的士人命运

赵园访谈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诚信

近年来 ,我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诚信缺失现象 ,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巨大伤害。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于体制转轨中出现诸多空隙、政府职能缺位和错位、政府行为不规范、缺乏信用管理制度和相关法规、对失信行为打击力度小 ,以及历史和文化原因造成的。对其的治理 ,要转变政府职能 ,规范政府行为 ,提高政府公信力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建立全国性的信用体系 ,制订专门的信用法律 ,积极发展各种行业组织 ,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 ,积极引导企业加强内部信用管理 ,在全国进行诚信道德教育 ,培养公民信用观念和意识

诚信与社会全面进步

本文从伦理角度分析了诚信的基本内涵、传统诚信与当代诚信的关系、诚信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关于诚信的基本理论问题 ,认为诚信是经济繁荣的精神基础与客观法则 ,诚信是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可靠保证 ,诚信是道德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 ,在加强诚信建设过程中 ,应积极开展诚信道德教育与精神文明建设。虽然发挥社会作用的机制较制度建设要间接一些、缓慢一些 ,但却更深刻、更持久 ,因此要常抓不懈 ,并且抓出成效来

加强政府信用建设的若干问题

本文对政府信用及其建设进行了分析。在作者看来 ,政府信用源于政府行为 ,对政府信用的判断往往与其政策、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效应联系在一起 ,据此将政府信用行为归纳为政府行为不超过其权利范围、政府行为的代理者在行政操作过程中能遵循信用原则、政府行为结果能为社会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等三个方面。作者强调政府信用在整个信用体系中的作用 ,即政府及其代表者的行为影响着市场参与者或其他微观经济主体 ,并由此揭示了社会信用缺失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同时也表明治理信用缺失的可行性

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

东南亚华人政治认同当地化并先后加入当地国籍以后 ,其社会地位日渐改善。然而 ,从法律上成为东南亚各国的公民到实际上行使部分或完整的政治权利 ,东南亚华人的政治地位提升 ,经历错综复杂的过程。大体而言 ,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的华人华裔政治权利已和东南亚原住民相当 ,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地位不断改善 ,仍有希望提升 ,印尼、印度支那、缅甸华人的政治地位较弱 ,但近年来已有改善。东南亚与中国关系的发展、世界华商网络的发展、台湾对东南亚的大规模投资和中国经济的崛起等因素都有助于东南亚华人社会地位的改善

平等政治权益:半个多世纪以来马来西亚华族的追求

本文主要从法律、政治等层面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马来西亚 (1963年前为马来亚 )华人社会地位取得及演变过程 ,分析马来民族主义和英国殖民政府政策对华人社会地位所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 ,马来西亚华人为争取整个族群的政治权利进行了长期的奋斗 ,虽然取得了公民权 ,依法享受了一部分公民权益 ,但是在马来人为主人 ,马来人地位优越至上的宪法原则下 ,马来西亚华族在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没有获得与马来民族同等的政治权利。但是马来西亚华人为了争取整个族群的社会地位 ,体现马来西亚多元族群的特点 ,非常注重中华文化、传统价值的保护和发展 ,并努力维护已取得的政治权利

自由同盟时期缅甸华人社会地位探析

1948～1962年是缅甸政党反法西斯自由同盟执政时期。这一时期的华人政治权益无论是同殖民时期还是后来的军政府时期相比 ,都得到了最好的保障。华人的参政权所受限制不多 ,出版、集会、结社等权益也基本得到了维护。华人能够获取这些政治权益 ,有诸多变量在起作用。华侨华人对缅甸独立的态度、这一时期他们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冷漠是影响其获得政治权利的主观因素。从客观环境来说 ,有自由同盟时期缅甸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金三角”问题的影响、华印两族和缅甸人不同关系的影响等方面。

《概念的阐释》前言

流氓

人的文学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修辞

陌生化

政府招商引资活动的有限性与有效性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一个有限性与有效性辩证统一的政府。入世后的中国 ,政府在招商引资活动中要积极转变职能 ,即体现其有限性又要体现其有效性。一方面政府要加强法治建设 ,限制公共权力 ,保障公民权利 ,为招商引资活动的开展建立合法性平台 ;另一方面 ,进行政府活动的成本———受益分析 ,让企业成为招商主体 ,并采用新的运行机制以提高招商引资的效果 ,为招商引资活动的开展建立合理性平台

积极财政政策的前景与走向——从拉动经济增长转向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已取得公认的显著成效 ,但对于是否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问题 ,理论界、学术界争论颇大。党的十六大强调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这就需要理论界、学术界将认识问题的角度从经济增长转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宏观层面上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既要求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实施下去 ,又要求对目前以拉动经济增长为目的的政策内容和投资方向做相应的调整